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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疫情之下:反思改革历程,当重读马克思

疫情之下,阅读成为一种集体选择。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从私人角度,谈谈他当下阅读和写作与思考。

【编者按】武汉新冠肺炎流行期间,不少朋友都宅家。阅读成为一种集体选择。本期,邀请复旦大学的韦森教授,谈他当下阅读和写作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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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阅读选择

春节期间,我在绍兴家里过年。小年夜才到绍兴。对武汉新冠肺炎爆发和流行,我知道稍早些。早在除夕前几天,就听武汉的朋友们说一种新的类似Sars的病毒流行开了,说开始传播很快,死了好多人。故除夕前,心里就很沉重,也很担心。除夕春晚,看了几眼,感到极其难受。晚上又喝了些白酒,感觉胃里甚不舒服,故除夕夜不到9点就蒙头睡觉了。但在绍兴乡下的烟花爆竹声中,似乎一夜似睡非睡。好在去绍兴过年时,开车拉了一些书带回去,其中一本书是吴敬琏老师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一本是我的好友、同事,也是我们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的《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年前在北京开会期间,我曾抽半天时间,与朋友和学生一起去看望了吴敬琏老师,聊了大半个上午,获益良多。从北京回来,就读完了吴老师的这部著作。张军教授的《改变中国》,去年年底才出版。他这本书的新书发布会,本来邀请我发言评论的,但因为我去了牛津,没能参加。从牛津回来后,正好出版社约我写篇书评。我想,那就在绍兴今年过节几天,争取为吴敬琏老师和张军教授的书各写一篇书评吧!

年初一的一大早被烟花爆竹声吵醒,早晨5点多起来,就在书房中伏案写作。本来想为两本书各写一篇书评,但开始敲电脑键盘写作时,发现两部书几乎讨论一个问题:过去40年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于是突然萌生了一个奇怪想法:不妨这次尝试一下用一篇书评来评两本著作。还不知道之前有人这样做过吗?大年初一到初五,每天伏案十几个小时敲电脑键盘。初六回到上海家中,又被新冠疫情肆虐困在家里,也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总算到2月底写出了初稿。在写最近这篇书评时,信马由缰,看到什么写什么,越写越长,最后竟然写了一篇近5万字的书评,实际上等于自己也回顾了一下中国40年乃至新中国成立后70年的经济改革过程,我自己也写出了一本中国经济改革简史了。在与吴敬琏老师和张军的书一同写书评时,我也阅读许多其他的著作,包括陆一仁兄刚出版的《无常的博弈:327国债期货事件始末》(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月出版)。尤其是读了美国经济学大师肯尼斯•阿罗1976年写的一本英文小册子,《组织的极限》(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肯尼斯•阿罗不愧为社会学选择理论的大师。这本书讲了许多人类社会制度运行和变迁的深刻思想,读来有醍醐灌顶的感觉。譬如,在在1974年出版的《组织的极限》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J. Arrow,1974, p.29)说过:“我以为,正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导致了历史上的诸多大灾难。这种对过去某一个目标的追求(commitment to a past purpose),在经验表明应该被废弃(reversed)的时候,反而强化了原初一致认同的目标。”接着,阿罗这位当代社会选择理论的大师也告诫我们:“理性和前瞻真的能够带来延迟和怀疑;同样,人们的良知、尊重他人,以及我们应当担心的对遥远和不可预见结果的模糊意识也会如此。真实信仰者在社会行动中往往更有效率。至于这种行动对与错,那是另外的问题。……这里并没有简单的结论,我也不想给出任何结论。在历史上有许多时刻,我们只是简单地必须行动。我们完全知道我们对诸多可能结果的无知,但是为了保持我们完全的理性,我们必须承担并不一定确定如此的行动的后果。我们须得总是在认识过去的错误和变化过程的可能性上保持开放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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